《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姚冬琴 王紅茹 徐豪 賈國強 | 北京報道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50期）

“5年來，我們堅持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成功駕馭了我國經濟發展大局，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2017年12月20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韓保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實踐中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可以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謀劃和進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和靈魂思想。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經濟該如何發展、如何謀篇布局，指導思想非常關鍵。

韓保江表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不僅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還提出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新常態下應該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科學的理論和判斷，這些都構成了指導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思想。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應該如何理解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這一論斷，又該如何理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連線多位專家進行分析、解讀。

何謂高質量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最重要的表現是市場需求對供給的要求發生了重大變化。

“總的來看，市場需求將會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增長，而且供給和需求的關系發生重要變換，我國物質技術基礎已經達到較大規模，多種產品生產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對社會總需求的數量保障能力顯著提高。從供不應求轉變為供大于求，從普遍的短缺轉變到普遍的過剩，這種情況決定了我們的需求已經從‘有沒有’的時代，進入到‘好不好’的時代。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顯著特征。”張立群說，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到高質量化發展，是劃時代的變化。

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看來，我國進入了工業化后期，這個階段主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質量。他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從中等收入這個角度看，我國正好處于中高等收入階段，要想走出去，一個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要重視經濟增長質量，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速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質量發展”？

黃群慧解釋說，我們長期一直在努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核心要義是經濟高速增長要從集約、效率，包括質量、動力等方面進行轉變，核心歸結為高質量的發展階段。

“高質量是一個很重要的提法，也是一個很概括性的提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原所長汪同三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提醒說，“高質量不是簡單指普通人過日子用的東西要好，一定是從微觀到結構、到動力、到整個經濟社會發展。”

他進一步解釋說，從微觀角度講，高質量就是產品好，深入一點，高質量反映在提高投入產出的效益方面，這是整個經濟效益的高質量；從經濟結構的角度看，要分析怎樣調整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經濟結構的高質量；在發展動力上，真正高質量的動力是創新。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則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標志，并沒有哪一個單一指標可以完全代表高質量發展。目前我國經濟的新動能不斷增強，比如在移動互聯、共享經濟方面，我國取得了全球相對比較領先的發展，促進了資源更有效的利用，這就是高質量發展的表現。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總體上看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還不高，推動高質量發展任重道遠。

對比高速增長階段與高質量發展階段，張立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高速增長階段的基本特征是以數量快速擴張為主，主要解決的是短缺問題，而高質量發展則強調的是質量和效益，是解決好不好的問題。這個進步既表現在物質生產方面，包括服務業提供的服務質量，同時也涉及到制度的成熟化，聯系著整個經濟活動的規范性和有序性。”

扭轉唯GDP論的衡量標準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意味著經濟增速的問題將會被放到相對次要的位置。

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韓保江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不通過質量驅動，我們很難實現由高增長向高質量轉變。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把速度問題放到了第二位，或者放到了相對次要的地位，把追求經濟質量和效益放到了經濟工作首位。當然，‘穩’與‘進’是辯證統一的，要質量不是不要數量，強調質量也不是不要速度，這個辯證關系要處理好。”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特點之一便是不能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而進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首先關注的是質量、效益，而不是數量。但也不是說完全不關注數量了。要在經濟規模平穩運行的基礎上，不斷提升發展質量。”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必須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以質量建設為總的出發點，構建一套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創建和完善制度環境，這很顯然就成了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重要抓手。”韓保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姚景源向記者表示，在確定經濟政策時，要跟過去有非常大的差異。在高速增長的時候，制定政策時追求數量、速度、GDP。但是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在經濟政策上不要再去片面地追求速度、數量，要堅決遏制住低端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產業。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則認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扭轉過去唯GDP論的衡量標準，今后不妨著重從四個維度來評判經濟發展的質量：一是創新及經濟增長新動能，比如新興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等；二是效率，比如全要素生產率等；三是產品質量，比如中高端產品占比等；四是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單位GDP的能源消耗、產能利用率等。

從三大攻堅戰到八項重點工作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按照黨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

“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面臨新困難。近期來看，要打贏三大攻堅戰，即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這本身是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有質量發展的要求。”韓保江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

韓保江解釋說，高質量的發展不能是沖刺式、泡沫式的高風險發展，而要是穩健的、有效益的、能夠給老百姓帶來實惠的發展；質量體現在全面性，整個社會來看，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要讓老百姓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而污染防治既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人民生活的客觀要求，更是我們引領國際社會，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要求。“打贏這三大攻堅戰，不發生系統風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能如期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有了好的開端。”

“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要重點打好三大攻堅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金融領域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這樣我們未來的經濟成長就會有很好的環境，經濟發展才能保持連續性。這對當前中國經濟非常重要。”連平對記者表示。

具體到金融行業該如何作為，連平分析說，“經濟向高質量方向發展，首先看實體經濟。工業、制造業、農業，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指引下，朝著更高質量去發展。一方面，實體經濟本身要有作為，另一方面，金融也要給予很好的支持。金融支持要有的放矢，大力支持能夠促進經濟質量提升的方面。反過來說，金融也要從僵尸企業、‘兩高一剩’中加大力度退出來。”

“打贏三大攻堅戰，落實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就要抓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8項重點工作。”韓保江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8項工作很顯然是瞄準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而展開的具體化和現實化的舉措，“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個需要經過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目標，要實現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具體部署。”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做哪八項重點工作？

重點工作一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為何八項重點工作之首便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高質量增長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從根本上把經濟工作的著力點從過去主要放在需求上，現在轉到供給上。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2015年提出后，一直是我國推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主線，尤其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更應該是推進經濟發展的一條主線。

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包含哪些內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分析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并不完全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補”。新時代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就有拓展。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要“大力培育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等，都為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進質量、效率和動力的三大變革。”黃群慧分析說。

潘建成對記者分析說，俗話說“不破不立”，只有堅決地破除無效供給，清理僵尸企業，才能為發展培育新動能騰挪更廣闊的空間。在此過程中，要遵循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多地用市場的方法去破，用市場的方法去立，這樣的經濟體系才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與破、立相配合，需要加強供給環境的完善，其中降成本是重中之重。

重點工作二

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提高經濟效益，向高質量發展轉變，說到底得調動各類市場主體，包括勞動者的積極性，如果沒有市場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他們預期不穩定，不擴大投資、不積極推動要素自由配置、不積極投身勞動創業，那么經濟建設就是無源之水。”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韓保江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說。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解讀說，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首先要提高國企競爭力。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企效率問題一直是重中之重。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完善國企國資改革方案，圍繞管資本為主加快轉變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

九州證券鄧海清團隊認為，對于國企改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取得重大理論創新，國有企業的提法換成了國有資本。

除了提高國企競爭力，劉元春認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就要給民企“安全感”，依法甄別糾正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案件。“有恒產者有恒心”，落實保護產權政策對改變民營企業家預期有非常大的調整作用，是本次會議精神很大的亮點。

劉元春還認為，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就要給各類市場主體“公平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就是要把原來在試點地區實行的負面清單制度全面推廣、深度推進。要以全面實施負面清單制度為突破口，約束政府的權力，在目前“放管服”的基礎上繼續深化，讓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回歸。

重點工作三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韓保江對記者分析說，按照十九大提出的目標，要集中優勢兵力，破解農村短板。同時，激發市場活力，首先要調動農村勞動人口的活力，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是激發全要素生產率的必要步驟。

而與十九大報告相比，廣發策略戴康分析認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增了“深化糧食收儲制度改革，讓收儲價格更好反映市場供求，擴大輪作休耕制度試點”的表述，豐富了農業領域除農村土地制度、農村集體產權兩大制度改革以外的制度建設。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則認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的客觀要求。一方面從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轉化來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滯后，成了制約城鄉一體化發展、融合發展的短板；另一方面，從現代化角度來看，全面現代化是要“四化同步”，不平衡就表現在農業現代化與總體現代化不平衡。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主任范樹印向記者分析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扶貧攻堅，是土地整治服務國民經濟發展的兩個主戰場。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強調的是農業生產的新動力。土地恰恰處在政策和資源供給側一端。通過土地整治更有效地服務農業供給側改革，一是大力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二是通過科技創新形成一批優質耕地，為農業土地利用的優質建設、優質利用、特殊保護創造良好的物質條件。

重點工作四

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比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體相當。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對記者分析說，區域發展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有些地區像上海，已經發展到后工業化社會，而有些地區是在工業化中期，甚至初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解讀說，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影響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重點，保持合理的職業結構，高起點、高質量編制好雄安新區規劃。鄭新立分析說，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要將雄安新區建設成一座能帶動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創新型中心城市、全國綠色發展示范城市、城鄉協調發展的標桿城市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現代化宜居城市。

此外，鄭新立認為，加快中西部發展，要注重加快中西部農村的發展。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帶動更多社會資金和銀行貸款投向“三農”。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應該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精神，把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由管資產為主轉變為管資本為主，除少數關系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企業實行國家授權資本經營之外，多數企業應吸收民間資本入股，實行混合所有制。

重點工作五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方案研究院執行院長羅來軍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部署，可以歸納為三項舉措，即放寬市場準入、促進自由貿易和提升對外投資水平。

羅來軍認為，有序放寬市場準入，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繼續精簡負面清單，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大西部開放力度，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繼續促進自由貿易，加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力度，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并促進貿易平衡，更加注重提升出口質量和附加值，下調部分產品進口關稅以及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有效引導支持對外投資，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引導與促進中外產業企業進行多種方式的投資、貿易、生產、管理等方面的合作。

聯訊證券朱俊春分析師團隊則分析認為，與以往強調出口不同，這次更注重進口；與以往強調貨物貿易不同，這次更注重服務貿易，意味著金融業開放力度會加大；與以往強調引進外資不同，這次更注重對外投資，意味著資本項目開放會進入新局面。

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韓保江對記者分析說，中國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要繼續強調引進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引進外資，更重要的還要推動中國健康地走出去，規范對外投資，增強產品的對外出口，繼續維持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應有的競爭力。

重點工作六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韓保江對記者分析說，發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集中體現在民生事業的發展上，因此要千方百計地通過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擴大就業、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等來切實保障和解決民生，解決人民群眾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民生難題。但同時要注意，也不要吊高胃口，不要人為調高標準，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注重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解決好性別歧視、身份歧視問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這是實現就業高質量增長新突破的重要方面。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改革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遲福林表示，養老保險中央調劑金將于明年正式運行，國有資本充實社�；�金的方案也已經出臺，奠定了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的堅實一步。2018年，應盡快出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穩定各方預期；針對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要下大力氣突破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各種痛點、難點。

而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小川認為，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直接回應了人民群眾當前在生活中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在教育方面，會議十分關注“擇校熱”、嬰幼兒照護、早期教育等問題，這意味著今后相關政策資源開始向學前教育延伸。

重點工作七

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

全國房地產商會聯盟主席顧云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分析說，“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是十九大報告提出來的，新的一年，必然要啟動和加快“兩多一并”的住房制度改革。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解讀說，這次會議將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表明這是當前完善住房制度的核心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發展長期租賃，并支持專業化、機構化住房租賃企業發展，也是在努力化解租期短、租賃關系不穩定等阻礙人們選擇租賃住房的痛點，加快補足租賃市場發展水平低這一短板，從而真正實現“租購并舉”。

韓保江對記者表示，說到底還是要貫徹“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只有通過住房制度改革來推動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才能使中國經濟不因房地產泡沫而引發其他風險，這樣中國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除去對于住房制度的表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指出，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權，實行差別化調控。

對此，顧云昌認為，“兩多一并”主要是講我們要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這個目標，這句話主要針對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我們現在主要在調控，更重要的是長效機制的建立。

劉洪玉表示，近一年多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總體上在朝著既定的政策目標發展，保持政策的連續與穩定，是目前最合理的政策選擇。

對于“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權，實行差別化調控”，劉洪玉認為，改善土地和住房供給、完善住房保障服務多為地方責任，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礎性制度，促進市場穩定、防范系統性風險則多為中央責任。因此，所謂“差別化調控”，中央應主要從明確政策目標、完善制度和政策體系入手，給地方充分的授權；地方上則要主動作為，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分級分類分層，實現精準調控。

重點工作八

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教授韓保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常抓不懈的問題，是攻堅戰的內在要求。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駱建華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環境保護得到空前的重視。以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為重點，我國環境治理進程進一步加快。”

駱建華表示，我國經濟總量和增量仍在持續上升，污染物新增量依然處于高位，污染物排放量總體上仍處于高位，環境壓力仍然巨大。“污染三大源頭工業、城市生活、農業，只有城市生活這個源頭控制得還可以。工業內部，產業之間也不均衡，比如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電力行業控制得比較理想，非電行業不太理想。農村地區也是污染防治的短板。”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進一步補齊環境短板？駱建華建議，要采取綜合性措施防治污染，從末端治理向源頭治理轉變；更多地采取獎勵性措施，而不是懲罰性措施；更多采取“污染者付費、第三方治理”模式，而不是單一的“誰污染、誰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水平。

“可以考慮建立一套以環境質量達標為目標的規劃，比如，空氣質量可以制定一項達標規劃，以2030年全國PM2.5達到35微克/立方米為目標，分區域分時段分解任務。以規劃為著力點，爭取到2030年，消滅霧霾、消滅黑臭水體，消滅劣Ⅴ類水等，全面實現環境質量達標。”駱建華說，同時，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治，要推進PPP、第三方治理等方式，撬動、引導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環保領域，全面推進環境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